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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到85年出生人十大尴尬 (转帖）

     1.辛辛苦苦小学六年，勤勤恳恳初中三年，废寝忘食高中三年，却赶上国家扩招，任他猫猫狗狗也都能混个大学文凭。
     2.稀里糊涂大学混了四年，使尽浑身解数拿到英语四级证、计算机等级证、毕业证，却怎么也找不到如意的工作，有的连工作都找不到。
     3.千心万苦进了外商独资企业当白领，才发现原来中国现在遍地都是外企，500强有499家在中国有分号。
     4.福利分房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住房公积金少得可怜，又赶上无耻之徒遍地炒房，一年攒下来的钱才能买四五平方米住房。
     5.小时侯教育要做个诚实的孩子，中学大学又普及诚信教育，工作后又不得不说假话，拿假文凭，在假发票上签字。
     6.他们说计划经济的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要普及素质教育，结果我们什么都得学，什么都要摸到皮毛却连皮毛都不知道。
     7.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网上信息如潮涌，不论是垃圾还是精华都让人疲惫不堪，没有手机和电脑人家会觉得你生于60年代,
     8.从小学完雷锋学赖宁，接着学习李素丽，现在学习杨利伟，表面文章做足了接着自私自利。
     9.闯荡社会若干年后发现一事无成一钱未赚一权未谋，逼不得已重新拾起书本，泡在冲刺、精华、宝典的密题中，希望混个更高一点的文凭出来好混日子。
     10.美好的生活属于谁呢？二十年前：“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十五年前：“太阳是我们的”；十年前：“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八年前：“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现在：“我闭上眼睛就成天黑”。1990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没把80年代人放在眼里。

- 作者：司 2006年09月16日, 星期六 17:18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狭隘扭曲的儒家精神还有多大价值

当今“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过度放大，再把西方文化的缺点过度放大。对于一些一味崇洋媚外、视西方世界为圣地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全盘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是文化上的“受虐狂”，那是可悲的。然而，对于当前鼓吹儒教复兴的积?

作者：谢青桐（澳大利亚悉尼）

一个“儒学热”的夏天，儒学事件此起彼伏。当代“儒将”蒋庆又在倡导“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和“读经救国”，并提议儒学应向文艺作品抽税。如今，一家以传授儒家义理为主的私塾被取缔后，在民间引发热议，一些可称之为“儒教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借助各种媒体手段，还在为之鸣冤叫屈。

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新兴景观，这些人正处在为儒教复兴而努力的风口。从兴孟府习儒馆等等那样的旧式书院、私塾和学堂，到创建华夏复兴网、原道网等网站，新一代“儒生”倡导：孔孟文化的复兴是实现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极端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儒家文化的宽厚、中庸的风格全然不同，信奉“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视西方社会与文化为洪水猛兽。“儒生”们在网上论坛上设立个人文集，甚至著书立作，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儒学复兴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学术体系。

跟中国上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不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只是理性地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即使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实际也承认基督教文化在塑造公民社会上的作用。现代新儒家的前辈大师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都对“科学与民主”，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价值和民主精神抱有接纳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清醒、更理性。

当今“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过度放大，再把西方文化的缺点过度放大。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后来的衰落以及近代发生的历史悲剧，源于外族侵入造成的文化破坏，一次是元朝对宋朝的取代，一次是满清政权对明朝的征服，而最大的一次侵害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颠覆。因此，当代儒派人士声称，“西方文明是一切苦难和罪恶的祸根”，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要复兴中华文明，就必须首先恢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主流的儒家文化和儒教意识形态。“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反思过，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固然有外力冲击的原因，但包括儒教政治和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明本身是不是就没有致命的弱点？儒家文化的伦理和道德是富有温情的，但它对个体价值、个体权利的牺牲，很容易成全腐败和专制的土壤的滋生。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孰优孰劣？民权社会和王权社会何以取舍？不在自身的文明体系内部找问题，而一味地埋怨外力，被狂热狭隘的情感支配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须有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精神情怀。

无论是蒋庆的“王道政治”理论，还是康晓光的“新仁政”学说，我们无法在其中找到某种具有实质性的操作功效和实践意义，或者说儒家人性理想主义的迷人光辉，已经在历史的制度实践中彻底破灭，在纷繁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中，并没有多少体制整合的事实或可能。把古老农耕文明时代的“王道”和“仁政”放在宪政民主的制度追求之上，是不能够产生更高明的政治效果的。

儒家文化象征着东方民族温良气质和优雅风范的珍贵精神遗产，我们本应有能力把古老的儒家伦理观念、政治智慧和现代西方制度构建的操作技术整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而不必一定把儒教东方、儒教中国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否则，书生误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而会遭到扭曲。蒋庆和他的追随弟子们的很多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的理念，扭曲了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可能会导致新一代国人对儒家更深的误解。

对于一些一味崇洋媚外、视西方世界为圣地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全盘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是文化上的“受虐狂”，那是可悲的。然而，对于当前鼓吹儒教复兴的积极分子们来说，没有现代性诉求的那种民族性表达，则是夜郎自大，是文化上的沙文主义，那同样是偏执的。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3:58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撒谎的传统我们一直没有丢

高贵的、善意的谎言撒播久了，人们呼吸之间，不免充满了幻觉。个人的生存之不义，在这些幻觉中就一变而为另外一种无行的喜乐。孤苦的类人孩们仍会在谎言中找回到快乐，那是一种比朴实的老Q还要阿Q的无行。

作者：余世存

以我在中国生活近四十年的经验观察，我国人养成的习惯里，保持得最好、发挥得最淋漓的习惯乃是撒谎的习惯。关于中国撒谎学的研究，除了为撒谎辩护的高论外，至今是一个空白，印象中只有鲁迅等人的作品有所涉及。今人中，老村的小说《撒谎》是最近的案例。我国人关于撒谎仍有很多模糊的是非不明的说法儿，比如走在学术前沿的我国学人就借用别人的说辞为撒谎的政治辩护，声称柏拉图早就说过，谎言有“高贵的”种类，为高贵的目的撒谎可以“含污蒙垢不忍白焉”……

关于撒谎的教化，不仅政治家高兴，就是受苦受压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老师、国家等等可以撒谎一点点儿，孩子太小嘛，不能尽对他说实话，不能全对他说实话……以此扩而大之，政客及其“三帮分子”们也一致认为，对国民不能全说实话，对国民可以撒播“善意的”谎言。从韩非同志开始，我国人就一直为撒谎及其变种告密行为鸣锣开道。大家知道，巴金晚年惟一正面的意义就是提倡“说真话”；但就是这一提倡，实行起来也是难得很。在参与是否说真话的大讨论中，有北大以良知著称的教授就细致地区分过说话的各个层次，如他说在何种情况下应说实话，在何种情况下应不说假话，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或说不得不说一些假话……

高贵的、善意的谎言撒播久了，这个丛林社会就充满了毒恶的瘴疠之气，人们呼吸之间，不免充满了幻觉。个人的生存之不义，在这些幻觉中就一变而为另外一种无行的喜乐。离开了国家社会一类参天大树的暂时纳荫乘凉或参赞化育，孤苦的类人孩们仍会在谎言中找回到快乐，那是一种比朴实的老Q还要阿Q的无行。在跟胡少安等人谈到谎言问题时，我们一致承认，我们不少中国人每天是要靠说几句谎言提升一天的生存质量的，卑污粗砺的生活借助于对他者的两句三句谎言得到了升华，类人孩的心智借助于撒谎在想象中接近了人生的快乐。

有一个北大的理科生对谎言深恶痛绝，他后来反思北大的教育，也把撒谎当作一个重大的事件列出。他说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重信义然诺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列传》；由此反推，在专制的中国做一个重信义然诺的人，便如刺客一般。——这位朋友在此似乎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要说的是，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少不说，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也比刺客们更加悲惨。专制社会的生态，就是让人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小骗子（其实就是类人孩）。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然诺的人，就如刺客一般；塞万提斯有言：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他们不是侠客不是主教也就没义务就打抱不平。总之，这是一个谎言的土壤，出产的也是谎言的人格。

此种撒谎生活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有一个老外神通广大，但他在谎言社会里却低下头来。他想把自己国内的某官员引介给我国的某官员，这边联系的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这个机构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问题，但会见前两天，这边通知说不行，没联系上。老外气得要跳河，他说他无脸面回到他的国家。但在陪他一起唉声叹气的中国人的宽慰下，他也心安理得了。他后来两手一摊地学中国人解释说，这个中国官员通上面，上面临时有要事要他去一趟，所以会见取消了。有一个大企业家搞剪彩一类的活动，没有请到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可以说某某领导人的红旗轿车已经走到半路，办公厅有紧急情况要他回去决断，他只好回去了，表示不能出席深为遗憾之类。这个企业家大喜之下，跟到场的嘉宾们讲这个故事，当他跑到给他出意的朋友面前，一本正经、满脸遗憾、十分诚恳地讲这个故事时，朋友为他的真诚和天才打动，又觉得荒唐滑稽。

我不知道习惯撒谎的灵魂是否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但我相信他们是专制生活的原因和结果。哈威尔有名言：生活在真实中。这似乎可以说，谎言在他们国度里也盛行过。哈氏说，真实是抵抗专制的利器。由此看，我们社会远未达到真实地生活。而要真实地生活，对那些撒谎者的态度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惜，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国人就少，何况在那么多层次下可以说实话不说假话又可以说一点点假话了。那个北大人说，他到美国的第一个shock,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西方人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

我不知道，随着我国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异国他乡，是否也会在域外营造出一个发达的谎言土壤。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3:57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关键在知识产权

IP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品牌、商标、版权，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商业秘密、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IP拥有量的多少，是区分制造与创造的最主要标志，一个国家拥有的IP太少，它的产业或者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只能扮演初级加工者的角色

经过比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后，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模式要不要转变？为什么要转变？怎样转变？这是我要探讨的主题。

没有一个国家连续地在过去25年中,像中国这样高速地成长,更没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大国像中国这样维持这么高的纪录。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崛起，一方面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但在近几年，也确实在国际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和问题。

中国制造业本身已经开始面临日益激烈的挑战。中国制造业至今还是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产品主要还是处在全球工业链的低附加值部分，技术水平和利润率还是偏低，所谓中高类的技术产品，只占全部出口的40%还不到。在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就更低了，只有25%左右。

而且，这种集中于低端劳工密集型的产业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就是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我们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部分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飙升。这些初级商品价格的飙涨，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在一天天地恶化。而且，我们大量制成品的出口，甚至像鞋、衣帽这些简单的商品，都刺激了欧美保护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使中国成为反倾销与其他贸易的主要靶子。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过去20余年来低成本、薄利润的传统制造业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中国制造业不尽快地转型和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有可能制约中国整体经济未来的发展。

那怎么转型呢？在我看来，就是要实现由低端制造业为主，提升到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成为依靠资本的回报率和国际竞争力。为了完成这一转型，需要技术进步、创新、投资知识产权，也就是IP。IP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品牌、商标、版权，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商业秘密、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我们现在的经济恰好是IP资产太弱太小。IP拥有量的多少，是区分制造与创造的最主要标志，一个国家拥有的IP太少，它的产业或者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只能扮演初级加工者的角色。

这种加工制造的做法，在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是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的，这增加了劳工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但从中长期而言，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压力、环境污染和外部成本增加，或迟或早会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制造业。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回顾一下经济发展史，这个转移确实很艰难，但绝不是不可实现的。欧洲、美国曾经走了这条路，日本走过这条路，中国台湾、韩国也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所以有很多的先例可循，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型的过程都历经痛苦，但最终结果都比较成功。

其中，美国经验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美国在1900年左右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最大最强的制造业中心。从20世纪以来，在美国，从男人的刮胡刀、家庭洗碗机、收音机，到化工产品、钢铁、汽车、船舶、飞机，几乎所有的机器加工制造无不在美国制造，这个趋势持续了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一直到二战后的15年间达到顶峰。

随着日本以及后来韩国、中国台湾的工业化，美国在许多制造业领域渐渐失去了竞争力。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纺织，到60年代的钢铁、造船，到70年代的家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一个接一个的行业，美国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美国似乎风光不再，渐趋衰落。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经济其实已经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又一次革命，主要是电脑软件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彻底刷新了美国经济面貌，使美国经济再展新风，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

举美国这个特例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的竞争压力下，美国的企业和产业也在重组、改革。这些为新经济的创新，释放了很大的潜力。同时，美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很强，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带来了很诱人的回报，这促进了大量的研发投资和风险投资。美国的转型与演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个由制造到不断创造的过程，一个从制造到不断创造的故事。在这个破坏性的创造过程中，有些产业要淘汰，企业要淘汰，工人要失业，是很痛苦的。但是，经历这个痛苦后，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会起来，除了电脑软件、医药、飞机和好莱坞的电影，今天，人们已经找不到MadeInUSA太多的产品了。

从有形的中国制造到无形的中国创造，是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新生内涵。为了实行这个演变，我们首先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200年甚至过去20年所走过的道路。总结起来，有三条主要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第一，要借助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对教育、培训进行大量的投资。人才是关键，人力资本是关键。这对一个企业、产业和地区的兴起，对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根本。

美国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科技领导地位，就在于优秀的教育体系，美国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美国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机构。美国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最佳人才，强大的教育体系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断地流失其最佳毕业生，它的生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外国人才是美国技术领先的关键原因之一。乔治城大学有个研究，说像美国有500万从事IT的信息技术人员，其中100万都是新移民，都是过去10年不到的新移民。

所以，从政府，到教育、企业等机构，不仅应该致力于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还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吸引和挽留人才的环境。

第二，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金融体系以提供资金，并给研发、创新和创意行为予以足够的回报。活跃的风险投资行业和最发达的、高流通性的股票市场，在过去20年中，对促进美国的信息、通讯和科技行业的进一步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95年到2000年短短几年间，美国有3000多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PO在高科技行业，所以成为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我国台湾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印度软件行业的起步，在早期也是依赖于私人股权投资以及在本土和海外的股票资本市场的融资。为什么在苏联、东欧没有发生信息科技产业？他们的教育是非常发达的，人才也是非常多，就是因为经济体缺乏市场机制，没有资本市场，所以对创新，没有足够的刺激和回报。

第三，对知识产权必须要强有力的保护。重视知识产权，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给我们压力，跨国公司给我们压力，而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从根本上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和长远利益。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创造活动，“独立自主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从个人和企业来说，参与研发的动力就会大大地减少。如果重大的技术突破没有给企业家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没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那么风险资金以及参与股票市场的普通投资者，也不会给高风险的新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融资。

以上三点，是总结一些发达国家经验对我们的启发。所以，要真正地实现“十一五”发展规划，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IP是关键。中国要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机遇，大力发展教育，增加研发，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发展资本市场、刺激创新和创业。中国不应当只满足于传统制造业大国的称号，中国应当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掌握拥有巨大IP资产的、富有而强大的、并拥有可持续创造力的国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美国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电视频道《财经大讲堂》节目，此节目首播：9月8日22：00重播：9月9日17：00 23：40 9 月10 日17：00 18：50）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3:56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国际奥赛造就的谎言:中国人数学能力世界第一

作者：天音怪诞

我是广州的一个奥赛数学教育工作者,也是一金一银金牌得主的培训老师.中国的小孩每次能站在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最高端,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这样金牌背后,是中国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结果,虽然中国人能频频夺魁,我仍然说,中国的的数学能力并非世界第一,很可能低于我们所说的"弱智"的美国人.从获奖牌数人种分布来看,黄种人除了中国学生外,其他的基本都是不行,白色人种仍然是优势地位,中国人的智力能力和数学能力强于白种人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为什么中国学生能频频夺冠?

中国从1986年参加国际中学生数学奥赛19年以来, 有11次团体总分第一.中国人打破了美国和苏联长期霸占国际奥数团体总分第一的局面.

除了1994年,美国人创造了奥数历史上6个金牌全部满分的奇迹外,中国人基本上都能保住奥数老大和老二位置.国际教育界从而认为中国人的智力世界第一.我们中国人也从此自鸣得意. 奇怪的是,中国的邻国,日本韩国,教育不可说不发达,但奥数成绩却一塌糊涂,很少能进入前10名,当然近些年来有些进步.前5名基本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外加一个美国和中国.

既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属黄种人,甚至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也是很聪明的,为什么在智力大赛上却不敌中国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们没有搞象中国一样的全民"奥赛运动",这种奥赛运动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反观中国国内,奥赛(数理化生物计算机)奖牌学生生源也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省份,第一当数湖南, 第二是广东,第三是上海,第四是湖北. 然后北京江苏浙江也有一些获奖者,而西部、东北地区几乎没有。

湖南我去过,观摩了长沙市的理科实验班,是由长沙几所重点中学联合招生,依靠搜刮湖南省其他各地的智力资源(包括学生和老师)而建立起来的以奥赛奖牌为目标的高中班级,集中教育资源的优势,理科实验班给了录取学生一个保证,即使奥赛不拿奖,即使能在实验班玩三年,你也可以被保送到全国一流大学.如果能拿奖,那必然是北大清华,混几年肯定被美国捞去..就这样,在极端偏科的教育指导和每天大批量强化训练的条件下,理科实验班学生在国际理科竞赛上摘金夺银. 成为奥赛金牌的第一大户.

再说说广东,广东的金牌数量仅次于湖南,但变态教育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广东教育厅是不允许湖南那样搞实验班的,但各个学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先是挖掘全省的初中理科尖子,然后秘密送到深圳市一个学校将他们关起来.“判有期徒刑”1-2年,搞强化培训,学生不但不用交学费,而且还可以得到巨额的回报,全国拿奖的奖1-2万,冬令营的3-5万,奥赛的10万或者小车一辆.所以学生和家长都是乐意的,不但有保送名牌大学的保证,又有金钱回报,何乐而不为? 学生释放出来,上了名牌大学,拿了大奖,但脑子里除了数理化公式和奥赛题目之外,其他一窍不通。

上海和湖北是另两个奖牌大户,所以也应该有折磨本地学生的高招.我没有去过,也不太清楚,不过久仰黄冈中学的大名,出了很多奥数金牌,但听说那里的学生通常读出来后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如何的去面对丰富多采的大学生活。

无独有偶,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观摩了他们的奥赛教育.说起奥林匹克理科竞赛,许多美国学生根本不知道.美国喜欢理科的中学生好象也不多,很奇怪,美国仍然是国际奥数的前三甲.并且多次获得团体总分第一,那他们是怎样培养出这样的高手呢.

大家知道,儿童对某种特定的事物会很感兴趣,甚至会产生胡思乱想,包括数理化,老师会很快发现这样的孩子,并且给于指导,并且找到家庭教师,不会象中国那样集中优势教育资源搞什么强化培训,去剥夺其他孩子受到"公平"教育的权利. 我认识一个美国拿过奥赛数学金牌的女生,非常漂亮,金发碧眼,很可惜,她没有象中国学生那样保送到名牌大学,只是去了一个普通大学--佛罗里达洲立大学的音乐系.她说她更喜欢音乐,数学只是业余爱好,用来锻炼理性思维,而音乐是挖掘感性思维,这样她的人生才会更加完整.

所以美国没有什么奥赛教育,没有什么强化培训,完全是学生的自主兴趣而造就的金牌,当然它们也有选拔赛,竞争也很激烈.比如拿数学来说,会参加一次30个选择题组成的高中数学考试,难度大于中国的数学高考,却小于中国的高中数学联赛, 许多人拿满分,拿到一定分数就可以自己申请参加美国数学邀请赛,是15道填空题组成,难度比较大,相当于中国冬令营的难度,最后达到一定分数的由美国数学会集中训练一下,参加一次美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然后就匆匆的参加国际奥赛了.

美国没有象中国那样大张旗鼓的搞全民运动,是以学生自主的兴趣为导向,没有占有其他学生的教育资源,仍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其实日本和美国的是一样的模式,成绩却很差. 我相信,如果中国象美国那样,成绩也好不到那去.因为中国人其实对数学不感兴趣,而对金钱更感兴趣,中国大学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都是冷门专业或者比较冷门的.美国大学不会你拿个奥赛金牌而保送你,大学是靠自己申请的,奥赛金牌只是你申请条件的一个优势而已,但中国会.拿金牌多光荣啊,国家光荣,家乡光荣,老师光荣(可以拿来评职称),学生光荣,未来的大学光荣,总之我们总是活在中国人数学能力世界第一的无限光荣中。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3:55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中国一共有多少个神仙？

三十六天将

　　蒋光 | 钟英 | 金游 | 殷郊 | 庞煜 | 刘吉 | 关羽 |

　　马胜 | 温琼 | 王善 | 康应 | 朱彦 | 吕魁

　　方角 | 耿通 | 邓伯温 | 辛汉臣 | 张元伯 | 陶元信 |

　　荀雷吉 | 毕宗远 | 赵公明 | 吴明远 | 李青天 | 梅天顺 |

　　熊光显 | 石远信 | 孔雷结 | 陈元远 | 林大华 | 周青远 |

　　纪雷刚 | 崔志旭 | 江飞捷 | 贺天祥 | 高克

　　(三十六天将的版本是最多，以上仅供参考)

　　地上天仙表

　　姜子牙（亦为东华帝君，估计是木公的接班人）

　　蓬莱三仙：

　　福禄寿三星，福神天官大帝，另一说是西汉杨成，又一说中是唐阳城

　　财神赵公明、（一说比干范蠡为文财神）；

　　寿星南极仙翁，女寿星：麻姑

　　真武大帝，又名九天降魔祖师、玄武元帅。

　　龟蛇二将(又名太玄水精黑灵尊神、太玄火精赤灵尊神)

　　小张太子与五大神龙

　　黎山老母、镇元子

　　龙王:东海龙王敖广 | 南海龙王敖钦 | 西海龙王敖闰 | 北海龙王敖顺 | 井海王

　　神霄派诸神

　　紫微北极大帝

　　玉清真王（南极长生大帝）--元始天王第九子

　　神霄八帝（多为道教虚构），玉清真王与神霄八帝合起来又称为神霄九宸大帝

　　东极青华大帝、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黄帝）、九天雷祖大帝等。

　　（太乙天帝、六天洞渊大帝、六波天主帝君、可韩真君、采访真君）

　　九司三省与北极四圣

　　九司：玉府判府真君、玉府左右待中、玉府左右仆谢、天雷上相、玉枢使相、

　　斗枢上相、上清司命玉府右卿、五雷院使君、雷霆都司元命真君

　　三省：雷霆泰省、雷霆玄省、雷霆都省

　　北极四圣：

　　天蓬元帅（猪八戒）手下天罡大圣、九天杀童大将（北斗第八星，又称天杀大神）、

　　雷使者等。

　　天佑（猷）元帅

　　翊圣元帅

　　玄武元帅真武大帝

　　另有：五方雷王、五方雷霆大帝

　　阴曹地府

　　北阴酆都大帝

　　五方鬼帝：

　　东方鬼帝蔡郁垒、神荼，治“桃止山“ 鬼门关

　　西方鬼帝赵文和，王真人，治“嶓冢山“

　　北方鬼帝张衡、杨云，治罗酆山；

　　南方鬼帝杜子

　　炎帝，又称为神农氏

　　炎帝的女儿

　　女娃(后化身精卫鸟)

　　瑶姬，在《狮驼国》中又名婉华仙子。

　　还有一个小女儿，其名不可考，(拙著《狮驼国》中为炎天圣母)

　　少昊母为皇娥、长子春神句芒、次子秋神蓐收

（摘于网络）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2:26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儒家诚信文化的市场尴尬

兼答谭中先生的《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

丁言

光明观察

[内容提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严重缺失，印证了“儒学”与处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以及各类显学处境尴尬，且显得手足无措，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就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视“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历经千年的文化磨难，我们至今还忘不了儒学的“自恋情结”，仍然找不到架构市场诚信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 儒学市场经济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 [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国民党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推翻，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 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五四运动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文革”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宪政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 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禁区，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摘于网络）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2:01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数据日本

       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有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实在是弥天大谎，实在是无稽之谈！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能自拔。
       最近有两则关于日本企业的新闻弥足观瞻：一是索尼收购米高梅事件；二是日本第二、第三大银行争抢第四大银行的并购权一事。前者已于9月13日画押，标志着索尼在与美国华纳的竞争中胜出，成为全球持有电影资产数目最多的公司。后者尘埃未定，不过无论谁笑到最后，其都将在资产上超越美国花旗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
       正如笔者过去撰文指出的，日本经济在最近十多年中，并非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而是在不断调整中力图有所突破。如今，日本一系列经济指标仍傲视全球。
       单纯的一国GDP数值或许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那就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所做的一组城市的比较来说明：作为日本国的首位城市，东京的GDP总量相当于上海的20倍、汉城的10倍、香港的7倍、巴黎的5倍、伦敦的3.5倍。想想后面这五大城市的GDP总量加起来也不过东京的4/5，就可以知道日本列岛4.3万亿美元的GDP，总额是一个什么概念。而算上它的海外总资产，日本的经济总量还可以再增加3/4。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逐步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但日本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2003年，日本制造业总量是9111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2.4倍。从生产效率上看，日本每使用千克油当量的能源可创造出10.5美元的价值，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从国民拥有的财富来看，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储备总额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都说日本坏账严重，可是处在转轨期的日本银行，坏账率仅为5%。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日本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2，高于美国的2.65、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踞榜首。
       事实上，1990年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其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的研究人员数也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中国人还必须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已有12名日本人获诺贝尔奖，中国仍是0。
      日本在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全部第一、二、三、四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占据88席之多，而中国只有12席。
      日本2003年的人均GDP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但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而日本近些年的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5%。

——向你的对手学习
       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
       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上述现象背后，是日本人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这可谓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世界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四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也是世界第一，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可尊敬的日本女性出任的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同情与地位的利器。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她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相提并论的地步，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绝非等闲之辈，绝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
       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摘于网络）

- 作者：司 2006年09月9日, 星期六 21:52　回复（0） |　引用（0）加入博采

日本的崛起教给了中国人什么？

从日本的崛起看中国人的民族视角

　　一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决定这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聪明人总是看到他人的优势，并想法学习这些优势；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劣势，并努力克服这些劣势。糊涂人则习惯盯着他人的劣势，尤其是敌人的劣势，并因此陷入盲目自大固执自满的怪圈之中。

　　一个民族看问题的视角决定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准和明天的希望。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善于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使自己的民族博采众长，上升为世界上的优秀民族。

　　日本民族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纪元663年，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在朝鲜半岛的白江爆发争夺朝鲜控制权的争霸战争。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五比一：日本兵团五万人；中国兵团只有一万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任何人都以为中国会战败，决战结果是日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全军覆没，中国兵团取得了完全胜利！

　　中华帝国当时正处于唐王朝时期，中华民族在李世民父子的英明统治下，跃升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那时的日本民族则是货真价实的劣等民族，十个日本人的力量抵不上一个中国人！

　　白江惨败后，日本民族痛定思痛，决定向战胜自己的敌人中华帝国学习，作中国人最谦恭的学生。日本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来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军事技术和思想文化，研究中华帝国一夜间强大的秘诀。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朝野掀起了“中国化运动”（大化改新），全盘照搬中华帝国的制度和文化，把处于草昧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缩小了，学生一步步地赶上了老师。

　　一千二百年后1853年，美国军舰炮轰了日本的江华岛，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年前美国的“父亲”大英帝国也用同样的手段强迫中华帝国签订了更为羞辱的《南京条约》，比日本帝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

　　美国军舰撤走后，日本民族又一次限入了沉思：区区一艘兵船敢于远涉重洋向一万公里之遥的古老帝国挑战，并能顺利地达到目的，这个国家真的太强大了，太值得他们学习和仿效了。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倒退之后，昔日的老师中华帝国百病丛生，早已失去了作日本老师的资格，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老师。在日本文化里，只有能够打败他们的强敌才有资格作日本的老师，于是日本选择了英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的老师中华帝国对打败自己的强敌大英帝国依旧横眉冷对，指斥对方的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典章制度则是“无父无君”，从心底一百个瞧不起……

　　四十年后，日本帝国和昔日的老师第三次爆发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战争（第二次是十六世纪，双方打了个平手）。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日本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任何人都以为日本会战败，决战结果是中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失败，并且败得很惨，和一千二百年前“白江战役”的结果刚好倒转过来。此时的日本已把中国划到劣等民族那一边；就象唐帝国时期中国人把日本划为劣等民族一样。那时一个中国人可战胜十个日本人；此时一个日本人则能对付十个中国人？

　　日本因何战胜中国因何失败？原因只有一个：日本善于向敌人学习；中国则不可救药地轻视敌人。日本善于发现敌人的长处，中国则用发光镜放大敌人的“短处”。

　　又过了半个世纪，器小易盈的日本在羽翼还没丰满的条件下极不明智地向老师讨尊严，错误地认为美国老师也象昔日的中国老师一样落伍了，不知道美国老师拥有不经过暴力革命就能自我更新的政治体制，结果挨了自有日本国以来最为致命的一击，本土成了一片废墟。近一个世纪向老师学习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再度沦落到连中国都不如的国家。日本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日本再度拜倒在已成为仇敌的美国老师面前，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学艺不精和忘师卖道，发誓要作美国更为虚心的学生……

　　日本在仇敌面前的“虚心”很快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十年后再度超过中国，今天则把昔日的老师远远地甩在后面。日本民族再度跃升为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从“白江战役”到“中日战争”的一千三百年间，日本民族崛起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坠落的历史。日本从劣等民族上升为优秀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中华民族则失去“优秀民族”的称号，并一度被文明世界划到劣等民族那一边。

　　中华民族不应该坠落而坠落了，关键是中国人的民族视觉出了问题。

　　我们的民族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习惯于放大自己的优势，自己给自己颁发“诺贝尔奖金”，在“五千年文明”和“四大发明”等发了霉的辉煌牌匾后自我陶醉……如果碰上失败或丢脸的事，就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地单方面宣布“胜利”。很少有人能冷静地反思自己的劣势和不足，能勇敢挑战自身劣势并试图超越自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因此我们民族的最大毛病是“爱听好话”和“讳疾忌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贫民流浪汉都有这个嗜好；只要是“好话”，哪怕明知里面包裹有吡霜也忍不住要一口吞下。

　　与自我欣赏和自满自大相对应，我们看他人的视角则倒转过来了，总习惯于看到他人的劣势和不足，没有胸怀去正视他人的优势。如果是敌人，对方在我们眼中更是一无是处，就算被同一个敌人打败了一百次，对方在我们心目中的“份量”依旧是一百个瞧不起。阿Q给我们提供了战胜强敌的“法宝”：如果敌人打我们，我们在没有力量还手的情况下就可等到敌人走远后低声诅咒一句“儿子打老子！”如果我们头上生了一块有碍观瞻的“瘌痢”，我们一样可以嘲笑他人“不配长瘌痢！”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当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中国的份时，我们就指责瑞典王宫的评奖程序不公正。

　　当某位志士仁人说中国有不少问题急需解决时；我们就说“外国也有外国的问题，岂止单独我们有问题？你小子怎么专挑中国人毛病？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你干吗不说？”

　　如果有人说中国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时；有人马上会站出来反驳你“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如果你再度指出世界上已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他们根本拒绝相信，道理很简单，不贪污当官干吗？不相信人性还有“自我实现”更高一级的要求。

　　当日本民族励精图治，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头号经济大国，并正在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迈进时；我们依旧沉浸在半个世纪前抗日战争的虚幻胜利中，一边坐在麻将桌上玩物丧志一边大骂“小日本”自不量力。

　　当我们某一天心血来潮确然意识到日本民族不简单时；我们又能找到另外的“优势论据”，指出日本的祖先是中国人，秦始皇时期徐福带过去的五千童男童女就是日本人的祖先。要知道美国的祖先是地道的英国人，可当美国超过英国时，似乎没有几个英国人好意思攀这份“亲戚”。

　　当美国的载人宇宙飞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登上月球时，我们则声称宇航员在月球上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工程是“万里长城”。其实在月球上看到长城是不可能的，哪么遥远的距离，长城已“缩小”到不能再小，人的视觉根本无法看到。

　　两百年前人类的战争之神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声称拿破仑曾说过中国是“东方睡狮”，一旦醒过来就会左右世界。拿破仑是否真的说过此话已无从可考，就算真的说过也应该令我们汗颜；因为我们没有象他预言的那样从沉睡中崛起并左右世界，我们对不起他的预言。

　　当我们终于在南极建立“长城”科学考察站时，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在我们前面建立了考察站；但我们有一点超过他们，我们声称“开辟了一条去南极的新航线”。这种说法在五百年前的哥仑布，麦哲仑时代也许能引起一定的宣传效应，在人类对地球已了如指掌的今天若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只能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总习惯放大敌人的劣势，结果在国际局势上经常出现判断失误，并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前苏联解体时，经济一度陷入困境，造价低廉的中国轻工业商品在俄罗斯很有市场。我们看不到这是体制转轨时的暂时现象，是新生命诞生前的阵痛，错误地认为俄罗斯会永远贫穷下去，俄罗斯经济也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附庸，俄罗斯人自此会离不开中国人的轻工业产品。当俄罗斯有意把石油输出管道铺入中国时，我们提出了令对方难以接受的条件，促使对方把石油管道跨海铺向更为遥远的日本，使中国提前进入“能源瓶颈”。

　　…………

　　中国人到了该变换一下民族视角的时候了

　　日本是近代中国最凶狠的敌人，我们必须战胜日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这点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达成共识。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战胜日本？坐在家里诅咒谩骂日本一点用处也没有，就算把所有的脏字都堆砌在日本人头上也无损大和民族一根皮毛。在日本前面加上“小”字也只能发泄一下，因为今天的小日本比我们强大。放大日本人的劣势，攻击日本人的“岛国根性”（日本人的弱点），也不能使我们变得比日本强大。其实“岛国根性”是日本人上上世纪自我总结出来的……

　　战胜日本人的法则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学习日本人的优势，研究日本人强大的秘诀，甚至不惜在某个阶段作日本人的“学生”？！等到学来日本的长处后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曾经是日本的老师，由老师降格为学生在感情上是有点难以接受，但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我们应该有勇气放下“架子”，虚心向比我人强大的敌人学习文明富强的经验……

　　我们不能继续坐在麻将桌上用破口大骂小日本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爱国”，我们必须从麻将桌上走出来勤思实干，思考民族振兴和战胜日本的济世良方，勤奋工作，努力进取，用实际行动来爱我们的国家。当日本人再度和我们走到一起时，我们的所作所为能让对方从心底“折服”和“敬畏”，切不能象中日少年“夏令营”一样让日本人瞧不起！

　　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劣势；同时正视他人的优势，尤其是敌人的优势。

　　我们还要虚心学习敌人的优势！

　　下面用一则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来收尾：

　　我弟弟和邻居的一位同龄人关系一直不好，两人长期在暗中较劲，从上一代较到下一代。弟弟希望自己的儿女个个出类拔萃，在各方面都超过邻居的儿女。

　　弟弟少时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吃他那样的苦，因此对子女过份溺爱，看子女的视角总是偏向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则视而不见，就算是极端顽皮的行为也能从中看出“可爱”的成份。他看邻居孩子则是另一种视角，总之是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并从心底庆幸自己的子女比邻居“聪明可爱”。

　　有一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对侄儿侄女的顽劣品行印象深刻。我劝弟弟应该管教一下自己的儿女，别把下一代宠坏了。他的回答则是列举出儿女的一大堆优点，末了还加上一句“比邻居那两个小坏蛋强多了！”

　　下午我又见到了邻居的两个孩子，发现他们无论怎样看也比我的侄儿侄女顺眼些，心想弟弟这些年的“较劲”快有结果了。

　　今年夏天，弟弟的两个儿女同时失学，一个中考只考了200分，连普高也上不了；另一个则坚决不再上学，成了方圆百里地唯一没念完初中的学生。邻居的两个孩子一个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一个学科联赛得了二等奖。

　　弟弟在家气了个倒仰！这能怪谁呢？只能怪弟弟的视角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