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青桐（澳大利亚悉尼）
一个“儒学热”的夏天，儒学事件此起彼伏。当代“儒将”蒋庆又在倡导“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和“读经救国”，并提议儒学应向文艺作品抽税。如今，一家以传授儒家义理为主的私塾被取缔后，在民间引发热议，一些可称之为“儒教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借助各种媒体手段，还在为之鸣冤叫屈。
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新兴景观，这些人正处在为儒教复兴而努力的风口。从兴孟府习儒馆等等那样的旧式书院、私塾和学堂，到创建华夏复兴网、原道网等网站，新一代“儒生”倡导：孔孟文化的复兴是实现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极端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儒家文化的宽厚、中庸的风格全然不同，信奉“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视西方社会与文化为洪水猛兽。“儒生”们在网上论坛上设立个人文集，甚至著书立作，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儒学复兴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学术体系。
跟中国上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不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只是理性地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即使提出“以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实际也承认基督教文化在塑造公民社会上的作用。现代新儒家的前辈大师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都对“科学与民主”，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价值和民主精神抱有接纳的胸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清醒、更理性。
当今“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过度放大，再把西方文化的缺点过度放大。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后来的衰落以及近代发生的历史悲剧，源于外族侵入造成的文化破坏，一次是元朝对宋朝的取代，一次是满清政权对明朝的征服，而最大的一次侵害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颠覆。因此，当代儒派人士声称，“西方文明是一切苦难和罪恶的祸根”，在这样的逻辑推演下，要复兴中华文明，就必须首先恢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统主流的儒家文化和儒教意识形态。“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反思过，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固然有外力冲击的原因，但包括儒教政治和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明本身是不是就没有致命的弱点？儒家文化的伦理和道德是富有温情的，但它对个体价值、个体权利的牺牲，很容易成全腐败和专制的土壤的滋生。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孰优孰劣？民权社会和王权社会何以取舍？不在自身的文明体系内部找问题，而一味地埋怨外力，被狂热狭隘的情感支配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须有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精神情怀。
无论是蒋庆的“王道政治”理论，还是康晓光的“新仁政”学说，我们无法在其中找到某种具有实质性的操作功效和实践意义，或者说儒家人性理想主义的迷人光辉，已经在历史的制度实践中彻底破灭，在纷繁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中，并没有多少体制整合的事实或可能。把古老农耕文明时代的“王道”和“仁政”放在宪政民主的制度追求之上，是不能够产生更高明的政治效果的。
儒家文化象征着东方民族温良气质和优雅风范的珍贵精神遗产，我们本应有能力把古老的儒家伦理观念、政治智慧和现代西方制度构建的操作技术整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而不必一定把儒教东方、儒教中国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否则，书生误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而会遭到扭曲。蒋庆和他的追随弟子们的很多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的理念，扭曲了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可能会导致新一代国人对儒家更深的误解。
对于一些一味崇洋媚外、视西方世界为圣地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全盘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是文化上的“受虐狂”，那是可悲的。然而，对于当前鼓吹儒教复兴的积极分子们来说，没有现代性诉求的那种民族性表达，则是夜郎自大，是文化上的沙文主义，那同样是偏执的。
]]>作者：余世存
以我在中国生活近四十年的经验观察，我国人养成的习惯里，保持得最好、发挥得最淋漓的习惯乃是撒谎的习惯。关于中国撒谎学的研究，除了为撒谎辩护的高论外，至今是一个空白，印象中只有鲁迅等人的作品有所涉及。今人中，老村的小说《撒谎》是最近的案例。我国人关于撒谎仍有很多模糊的是非不明的说法儿，比如走在学术前沿的我国学人就借用别人的说辞为撒谎的政治辩护，声称柏拉图早就说过，谎言有“高贵的”种类，为高贵的目的撒谎可以“含污蒙垢不忍白焉”……
关于撒谎的教化，不仅政治家高兴，就是受苦受压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老师、国家等等可以撒谎一点点儿，孩子太小嘛，不能尽对他说实话，不能全对他说实话……以此扩而大之，政客及其“三帮分子”们也一致认为，对国民不能全说实话，对国民可以撒播“善意的”谎言。从韩非同志开始，我国人就一直为撒谎及其变种告密行为鸣锣开道。大家知道，巴金晚年惟一正面的意义就是提倡“说真话”；但就是这一提倡，实行起来也是难得很。在参与是否说真话的大讨论中，有北大以良知著称的教授就细致地区分过说话的各个层次，如他说在何种情况下应说实话，在何种情况下应不说假话，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或说不得不说一些假话……
高贵的、善意的谎言撒播久了，这个丛林社会就充满了毒恶的瘴疠之气，人们呼吸之间，不免充满了幻觉。个人的生存之不义，在这些幻觉中就一变而为另外一种无行的喜乐。离开了国家社会一类参天大树的暂时纳荫乘凉或参赞化育，孤苦的类人孩们仍会在谎言中找回到快乐，那是一种比朴实的老Q还要阿Q的无行。在跟胡少安等人谈到谎言问题时，我们一致承认，我们不少中国人每天是要靠说几句谎言提升一天的生存质量的，卑污粗砺的生活借助于对他者的两句三句谎言得到了升华，类人孩的心智借助于撒谎在想象中接近了人生的快乐。
有一个北大的理科生对谎言深恶痛绝，他后来反思北大的教育，也把撒谎当作一个重大的事件列出。他说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重信义然诺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列传》；由此反推，在专制的中国做一个重信义然诺的人，便如刺客一般。——这位朋友在此似乎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要说的是，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少不说，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也比刺客们更加悲惨。专制社会的生态，就是让人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小骗子（其实就是类人孩）。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然诺的人，就如刺客一般；塞万提斯有言：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他们不是侠客不是主教也就没义务就打抱不平。总之，这是一个谎言的土壤，出产的也是谎言的人格。
此种撒谎生活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有一个老外神通广大，但他在谎言社会里却低下头来。他想把自己国内的某官员引介给我国的某官员，这边联系的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这个机构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问题，但会见前两天，这边通知说不行，没联系上。老外气得要跳河，他说他无脸面回到他的国家。但在陪他一起唉声叹气的中国人的宽慰下，他也心安理得了。他后来两手一摊地学中国人解释说，这个中国官员通上面，上面临时有要事要他去一趟，所以会见取消了。有一个大企业家搞剪彩一类的活动，没有请到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可以说某某领导人的红旗轿车已经走到半路，办公厅有紧急情况要他回去决断，他只好回去了，表示不能出席深为遗憾之类。这个企业家大喜之下，跟到场的嘉宾们讲这个故事，当他跑到给他出意的朋友面前，一本正经、满脸遗憾、十分诚恳地讲这个故事时，朋友为他的真诚和天才打动，又觉得荒唐滑稽。
我不知道习惯撒谎的灵魂是否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但我相信他们是专制生活的原因和结果。哈威尔有名言：生活在真实中。这似乎可以说，谎言在他们国度里也盛行过。哈氏说，真实是抵抗专制的利器。由此看，我们社会远未达到真实地生活。而要真实地生活，对那些撒谎者的态度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惜，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国人就少，何况在那么多层次下可以说实话不说假话又可以说一点点假话了。那个北大人说，他到美国的第一个shock,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西方人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
我不知道，随着我国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异国他乡，是否也会在域外营造出一个发达的谎言土壤。
]]>经过比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后，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模式要不要转变？为什么要转变？怎样转变？这是我要探讨的主题。
没有一个国家连续地在过去25年中,像中国这样高速地成长,更没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大国像中国这样维持这么高的纪录。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崛起，一方面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但在近几年，也确实在国际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和问题。
中国制造业本身已经开始面临日益激烈的挑战。中国制造业至今还是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产品主要还是处在全球工业链的低附加值部分，技术水平和利润率还是偏低，所谓中高类的技术产品，只占全部出口的40%还不到。在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就更低了，只有25%左右。
而且，这种集中于低端劳工密集型的产业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就是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我们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部分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飙升。这些初级商品价格的飙涨，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在一天天地恶化。而且，我们大量制成品的出口，甚至像鞋、衣帽这些简单的商品，都刺激了欧美保护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使中国成为反倾销与其他贸易的主要靶子。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过去20余年来低成本、薄利润的传统制造业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中国制造业不尽快地转型和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有可能制约中国整体经济未来的发展。
那怎么转型呢？在我看来，就是要实现由低端制造业为主，提升到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成为依靠资本的回报率和国际竞争力。为了完成这一转型，需要技术进步、创新、投资知识产权，也就是IP。IP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品牌、商标、版权，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商业秘密、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我们现在的经济恰好是IP资产太弱太小。IP拥有量的多少，是区分制造与创造的最主要标志，一个国家拥有的IP太少，它的产业或者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只能扮演初级加工者的角色。
这种加工制造的做法，在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是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的，这增加了劳工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但从中长期而言，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压力、环境污染和外部成本增加，或迟或早会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制造业。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回顾一下经济发展史，这个转移确实很艰难，但绝不是不可实现的。欧洲、美国曾经走了这条路，日本走过这条路，中国台湾、韩国也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所以有很多的先例可循，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型的过程都历经痛苦，但最终结果都比较成功。
其中，美国经验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美国在1900年左右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最大最强的制造业中心。从20世纪以来，在美国，从男人的刮胡刀、家庭洗碗机、收音机，到化工产品、钢铁、汽车、船舶、飞机，几乎所有的机器加工制造无不在美国制造，这个趋势持续了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一直到二战后的15年间达到顶峰。
随着日本以及后来韩国、中国台湾的工业化，美国在许多制造业领域渐渐失去了竞争力。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纺织，到60年代的钢铁、造船，到70年代的家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一个接一个的行业，美国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美国似乎风光不再，渐趋衰落。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经济其实已经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又一次革命，主要是电脑软件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彻底刷新了美国经济面貌，使美国经济再展新风，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
举美国这个特例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的竞争压力下，美国的企业和产业也在重组、改革。这些为新经济的创新，释放了很大的潜力。同时，美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很强，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带来了很诱人的回报，这促进了大量的研发投资和风险投资。美国的转型与演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个由制造到不断创造的过程，一个从制造到不断创造的故事。在这个破坏性的创造过程中，有些产业要淘汰，企业要淘汰，工人要失业，是很痛苦的。但是，经历这个痛苦后，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会起来，除了电脑软件、医药、飞机和好莱坞的电影，今天，人们已经找不到MadeInUSA太多的产品了。
从有形的中国制造到无形的中国创造，是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新生内涵。为了实行这个演变，我们首先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200年甚至过去20年所走过的道路。总结起来，有三条主要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第一，要借助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对教育、培训进行大量的投资。人才是关键，人力资本是关键。这对一个企业、产业和地区的兴起，对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根本。
美国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科技领导地位，就在于优秀的教育体系，美国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美国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机构。美国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最佳人才，强大的教育体系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断地流失其最佳毕业生，它的生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外国人才是美国技术领先的关键原因之一。乔治城大学有个研究，说像美国有500万从事IT的信息技术人员，其中100万都是新移民，都是过去10年不到的新移民。
所以，从政府，到教育、企业等机构，不仅应该致力于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还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吸引和挽留人才的环境。
第二，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金融体系以提供资金，并给研发、创新和创意行为予以足够的回报。活跃的风险投资行业和最发达的、高流通性的股票市场，在过去20年中，对促进美国的信息、通讯和科技行业的进一步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95年到2000年短短几年间，美国有3000多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PO在高科技行业，所以成为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我国台湾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印度软件行业的起步，在早期也是依赖于私人股权投资以及在本土和海外的股票资本市场的融资。为什么在苏联、东欧没有发生信息科技产业？他们的教育是非常发达的，人才也是非常多，就是因为经济体缺乏市场机制，没有资本市场，所以对创新，没有足够的刺激和回报。
第三，对知识产权必须要强有力的保护。重视知识产权，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给我们压力，跨国公司给我们压力，而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从根本上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和长远利益。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创造活动，“独立自主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从个人和企业来说，参与研发的动力就会大大地减少。如果重大的技术突破没有给企业家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没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那么风险资金以及参与股票市场的普通投资者，也不会给高风险的新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融资。
以上三点，是总结一些发达国家经验对我们的启发。所以，要真正地实现“十一五”发展规划，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IP是关键。中国要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机遇，大力发展教育，增加研发，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发展资本市场、刺激创新和创业。中国不应当只满足于传统制造业大国的称号，中国应当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掌握拥有巨大IP资产的、富有而强大的、并拥有可持续创造力的国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美国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胡祖六。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电视频道《财经大讲堂》节目，此节目首播：9月8日22：00重播：9月9日17：00 23：40 9 月10 日17：00 18：50）
]]>我是广州的一个奥赛数学教育工作者,也是一金一银金牌得主的培训老师.中国的小孩每次能站在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最高端,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这样金牌背后,是中国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结果,虽然中国人能频频夺魁,我仍然说,中国的的数学能力并非世界第一,很可能低于我们所说的"弱智"的美国人.从获奖牌数人种分布来看,黄种人除了中国学生外,其他的基本都是不行,白色人种仍然是优势地位,中国人的智力能力和数学能力强于白种人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为什么中国学生能频频夺冠?
中国从1986年参加国际中学生数学奥赛19年以来, 有11次团体总分第一.中国人打破了美国和苏联长期霸占国际奥数团体总分第一的局面.
除了1994年,美国人创造了奥数历史上6个金牌全部满分的奇迹外,中国人基本上都能保住奥数老大和老二位置.国际教育界从而认为中国人的智力世界第一.我们中国人也从此自鸣得意. 奇怪的是,中国的邻国,日本韩国,教育不可说不发达,但奥数成绩却一塌糊涂,很少能进入前10名,当然近些年来有些进步.前5名基本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外加一个美国和中国.
既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属黄种人,甚至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也是很聪明的,为什么在智力大赛上却不敌中国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们没有搞象中国一样的全民"奥赛运动",这种奥赛运动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反观中国国内,奥赛(数理化生物计算机)奖牌学生生源也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省份,第一当数湖南, 第二是广东,第三是上海,第四是湖北. 然后北京江苏浙江也有一些获奖者,而西部、东北地区几乎没有。
湖南我去过,观摩了长沙市的理科实验班,是由长沙几所重点中学联合招生,依靠搜刮湖南省其他各地的智力资源(包括学生和老师)而建立起来的以奥赛奖牌为目标的高中班级,集中教育资源的优势,理科实验班给了录取学生一个保证,即使奥赛不拿奖,即使能在实验班玩三年,你也可以被保送到全国一流大学.如果能拿奖,那必然是北大清华,混几年肯定被美国捞去..就这样,在极端偏科的教育指导和每天大批量强化训练的条件下,理科实验班学生在国际理科竞赛上摘金夺银. 成为奥赛金牌的第一大户.
再说说广东,广东的金牌数量仅次于湖南,但变态教育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广东教育厅是不允许湖南那样搞实验班的,但各个学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先是挖掘全省的初中理科尖子,然后秘密送到深圳市一个学校将他们关起来.“判有期徒刑”1-2年,搞强化培训,学生不但不用交学费,而且还可以得到巨额的回报,全国拿奖的奖1-2万,冬令营的3-5万,奥赛的10万或者小车一辆.所以学生和家长都是乐意的,不但有保送名牌大学的保证,又有金钱回报,何乐而不为? 学生释放出来,上了名牌大学,拿了大奖,但脑子里除了数理化公式和奥赛题目之外,其他一窍不通。
上海和湖北是另两个奖牌大户,所以也应该有折磨本地学生的高招.我没有去过,也不太清楚,不过久仰黄冈中学的大名,出了很多奥数金牌,但听说那里的学生通常读出来后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如何的去面对丰富多采的大学生活。
无独有偶,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观摩了他们的奥赛教育.说起奥林匹克理科竞赛,许多美国学生根本不知道.美国喜欢理科的中学生好象也不多,很奇怪,美国仍然是国际奥数的前三甲.并且多次获得团体总分第一,那他们是怎样培养出这样的高手呢.
大家知道,儿童对某种特定的事物会很感兴趣,甚至会产生胡思乱想,包括数理化,老师会很快发现这样的孩子,并且给于指导,并且找到家庭教师,不会象中国那样集中优势教育资源搞什么强化培训,去剥夺其他孩子受到"公平"教育的权利. 我认识一个美国拿过奥赛数学金牌的女生,非常漂亮,金发碧眼,很可惜,她没有象中国学生那样保送到名牌大学,只是去了一个普通大学--佛罗里达洲立大学的音乐系.她说她更喜欢音乐,数学只是业余爱好,用来锻炼理性思维,而音乐是挖掘感性思维,这样她的人生才会更加完整.
所以美国没有什么奥赛教育,没有什么强化培训,完全是学生的自主兴趣而造就的金牌,当然它们也有选拔赛,竞争也很激烈.比如拿数学来说,会参加一次30个选择题组成的高中数学考试,难度大于中国的数学高考,却小于中国的高中数学联赛, 许多人拿满分,拿到一定分数就可以自己申请参加美国数学邀请赛,是15道填空题组成,难度比较大,相当于中国冬令营的难度,最后达到一定分数的由美国数学会集中训练一下,参加一次美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然后就匆匆的参加国际奥赛了.
美国没有象中国那样大张旗鼓的搞全民运动,是以学生自主的兴趣为导向,没有占有其他学生的教育资源,仍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其实日本和美国的是一样的模式,成绩却很差. 我相信,如果中国象美国那样,成绩也好不到那去.因为中国人其实对数学不感兴趣,而对金钱更感兴趣,中国大学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都是冷门专业或者比较冷门的.美国大学不会你拿个奥赛金牌而保送你,大学是靠自己申请的,奥赛金牌只是你申请条件的一个优势而已,但中国会.拿金牌多光荣啊,国家光荣,家乡光荣,老师光荣(可以拿来评职称),学生光荣,未来的大学光荣,总之我们总是活在中国人数学能力世界第一的无限光荣中。
]]>六丁六甲：
六丁为阴神玉女 | 丁卯神司马卿 | 丁已神崔巨卿 | 丁未神石叔通 |
丁酉神臧文公 丁亥神张文通 | 丁丑神赵子玉 |
六甲为阳神玉男 | 甲子神王文卿 | 甲戌神展子江 | 甲申神扈文长 |
甲午神卫玉卿 | 甲辰神孟非卿 | 甲寅神明文章
南斗六星君
第一天府宫：司命星君
第二天相宫：司禄星君
第三天梁宫：延寿星君
第四天同宫：益算星君
第五天枢宫：度厄星君
第六天机宫：上生星君
北斗七星君：(《狮驼国》中的北天七皇)
北斗第一阳明贪狼星君
北斗第二阴精巨门星君
北斗第三真人禄存星君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星君
北斗第五丹元廉贞星君
北斗第六北极武曲星君
北斗第七天关破军星君
(《狮驼国》中的北斗七星君为北斗星君的另一个称号：天枢、天璇、天玑
、天权、玉衡、开阳、摇光。
“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合起来又称为“斗魁“或“璇“，后三星组成斗柄，称“杓“)
八仙：
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
增长天王手下八将：庞刘荀毕、邓辛张陶，其全名为
刘俊、荀雷吉、庞煜、毕宗远；
邓伯温、辛汉臣、张元伯、陶元信（四目）
九曜星
金星 | 木星 | 水星 | 火星 | 土星 |
罗睺(蚀星) | 计都星 | 紫炁星 | 月孛星
十二元辰
子丑寅卯等
二十八星宿
亢金龙、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
牛金牛、氐土貉、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獝、奎木狼、
娄金狗、胃土彘、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
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
三十六天将
蒋光 | 钟英 | 金游 | 殷郊 | 庞煜 | 刘吉 | 关羽 |
马胜 | 温琼 | 王善 | 康应 | 朱彦 | 吕魁
方角 | 耿通 | 邓伯温 | 辛汉臣 | 张元伯 | 陶元信 |
荀雷吉 | 毕宗远 | 赵公明 | 吴明远 | 李青天 | 梅天顺 |
熊光显 | 石远信 | 孔雷结 | 陈元远 | 林大华 | 周青远 |
纪雷刚 | 崔志旭 | 江飞捷 | 贺天祥 | 高克
(三十六天将的版本是最多，以上仅供参考)
地上天仙表
姜子牙（亦为东华帝君，估计是木公的接班人）
蓬莱三仙：
福禄寿三星，福神天官大帝，另一说是西汉杨成，又一说中是唐阳城
财神赵公明、（一说比干范蠡为文财神）；
寿星南极仙翁，女寿星：麻姑
真武大帝，又名九天降魔祖师、玄武元帅。
龟蛇二将(又名太玄水精黑灵尊神、太玄火精赤灵尊神)
小张太子与五大神龙
黎山老母、镇元子
龙王:东海龙王敖广 | 南海龙王敖钦 | 西海龙王敖闰 | 北海龙王敖顺 | 井海王
神霄派诸神
紫微北极大帝
玉清真王（南极长生大帝）--元始天王第九子
神霄八帝（多为道教虚构），玉清真王与神霄八帝合起来又称为神霄九宸大帝
东极青华大帝、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黄帝）、九天雷祖大帝等。
（太乙天帝、六天洞渊大帝、六波天主帝君、可韩真君、采访真君）
九司三省与北极四圣
九司：玉府判府真君、玉府左右待中、玉府左右仆谢、天雷上相、玉枢使相、
斗枢上相、上清司命玉府右卿、五雷院使君、雷霆都司元命真君
三省：雷霆泰省、雷霆玄省、雷霆都省
北极四圣：
天蓬元帅（猪八戒） 手下天罡大圣、九天杀童大将（北斗第八星，又称天杀大神）、
雷使者等。
天佑（猷）元帅
翊圣元帅
玄武元帅 真武大帝
另有：五方雷王、五方雷霆大帝
阴曹地府
北阴酆都大帝
五方鬼帝：
东方鬼帝蔡郁垒、神荼，治“桃止山“ 鬼门关
西方鬼帝赵文和，王真人，治“嶓冢山“
北方鬼帝张衡、杨云，治罗酆山；
南方鬼帝杜子
炎帝，又称为神农氏
炎帝的女儿
女娃(后化身精卫鸟)
瑶姬，在《狮驼国》中又名婉华仙子。
还有一个小女儿，其名不可考，(拙著《狮驼国》中为炎天圣母)
少昊母为皇娥、长子春神句芒、次子秋神蓐收
颛顼的后代
四子：虐鬼、魍魉、送穷鬼、梼杌
后代：老童、太子长琴、黎、重、彭祖(孙)
帝俊
天上妻子：羲和、常羲
人间妻子(省略)
女丑、羿
鲧 妻:女喜。
尧 又名：放勋， 妻女皇；
舜 姓姚，名重华，妻娥皇，女英；
禹，父鲧，妻“女娇“,又名涂山氏，系九尾白狐精
三皇：
指天地人三皇，分别是伏羲、神农与女娲。
五帝：
通常指 黄帝 | 颛顼 | 帝俊 | 尧 | 舜
其它--后天著名仙真表
房中之祖--彭祖 | 纵横始祖--鬼谷子 | 文始真人--尹喜 | 南华真人--庄子
求仙使者--徐福 | 茅山仙祖--三茅真君 | 万古丹王--魏伯阳 | 太极真人--刘安
诙谐岁星--东方朔 | 太平教主--于吉 | 役使鬼神--费长房 | 竹林狂士--嵇康
水府仙伯--郭璞 | 净明教主--许逊 | 蓬莱（都）水监--陶弘景 | 天师--寇谦之
情仙--裴航 | 扶摇子--陈抟 | 显化真人--张三丰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
清净散人孙不二、长生子刘处玄、长真子谭处端、丹阳子马钰）
其它--民间神灵不完全列表
天妃娘娘 | 城隍 | 土地神 | 门神 秦叔宝、尉迟敬德
床神（又分床公床母，前者又称“九天监生明素真君“，后者又称“九天卫房圣母天君“）
喜神 | 厕神紫姑 | 石敢当 | 小儿神项橐 | 朱天大帝崇帧 | 茶神陆羽 |
花神 | 染织二圣梅、葛 | 酒神杜康 | 土工祖师神鲁班 | 纺织神黄道婆 |
蚕神马头娘（山海经载为西陵氏，嫘祖） | 狱神皋陶 | 梨园神唐明皇
马神 | 青蛙神白玉蟾 ｜ 驱蝗神刘猛（取猛将军之意） | 蛇王施相公（施全） |
痘神张帅 | 农神后稷
瘟神：又称五鬼或五方力士，人间又有称五瘟，其中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
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
窑神太上老君 | 贼神时迁 | 穷神 | **神管仲 | 武穆王岳飞 | 周公、桃花女 |
欢喜神和合二仙寒山、拾得
纯本书虚构主要仙魔表
太古猿君 | 魔佛老人 | 千面天妖 | 地心古龙 | 圣手仙王 | 圣手文王 |
天罗王（道教中为三清的一种化身）
乾坤大仙 | 颠倒老祖 | 穹天老祖 | 先天老祖 | 无极老祖 | 无为老祖 |
霹雳老祖 | 藤祖 | 幻仙子 | 清弥天诸神 | 阴阳法王
毒龙山千毒沼沼底---蟒神（有双翼）| 南海深处一千里以下的---海皇(章鱼怪)；
兽帝（九蛇头加龟背）(九婴与相柳借天地交合之气所造怪物)
霸王（长白山天池的箭恐龙） | 天子梼杌（颛顼之子，住在北方玄冰宫）｜
不坏林王狻猊(住在南方热带密林中，身坚胜铁，刀枪不入）
平天大圣牛魔王 | 覆海大圣蛟魔王 | 移山大圣狮驼王 | 驱神大圣野象王 |
浑天大圣鹏魔王 | 通风大圣弥猴王 | 齐天大圣美猴王
西天灵山仙佛表
三世佛：南无过去、现在、未来 注：通常三世佛分横三世佛与竖三世佛。
竖三世佛：
过去佛的燃灯上古佛，加上现在世的释迦佛（原名：悉达多），以及未来
世的弥勒佛
横三世佛：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有文殊菩萨，左立普贤菩萨；
右边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两旁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左边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两旁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
(因都有如来在，所以本文中就不增加三世佛这个名词.西游原著里，提
及了南无过去现在未来佛，本书中称之为三世佛。)
四大金刚：
五台山秘魔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
峨眉山淸凉洞法力无量胜至金刚
须弥山摩耳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
昆仑山金雫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
五方佛:
东方不动（身）佛；南方宝生佛；中央毗卢遮那佛；
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
八菩萨：
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
灵吉菩萨、大势至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
十大****：
舍利弗智慧第一 | 目犍连神通第一 | 阿难陀多闻第一 | 优波离持戒第一
阿那律天眼第一 | 大迦叶头陀第一 | 富楼那说法第一 | 迦旃延论议第一
罗睺罗密行第一 | 须菩提解空第一
十八罗汉：
托塔罗汉 | 探手罗汉 | 过江罗汉 | 芭蕉罗汉 | 静座罗汉 |
骑象罗汉 | 看门罗汉 | 降龙罗汉 | 举钵罗汉 | 布袋罗汉 |
长眉罗汉 | 开心罗汉 | 喜庆罗汉 | 挖耳罗汉 | 笑狮罗汉 |
伏虎罗汉 | 沉思罗汉 | 骑鹿罗汉 |
十八伽蓝
美音 | 梵音 | 天鼓 | 叹妙 | 叹美 | 摩妙 | 雷音 | 师子 | 妙叹
梵响 | 人音 | 佛奴 | 颂德 | 广目 | 妙眼 | 彻听 | 彻视 | 遍视
二十诸天：
日天（又名日宫天子）| 大梵天 | 多闻天 | 金刚密迹 | 鬼子母神；
月天 (又名月宫天子) | 帝释天 | 持国天 | 大自在天 | 摩利支天；
(大)辩才天 | (大)功德天 | 增长天 | 散脂大将 | 婆竭龙王；
韦驮天(战神塞犍陀) | 坚牢地神 | 广目天 | 菩提树神 | 阎摩罗王。
其它：
金顶大仙、阿傩、伽叶。
婆罗门教诸神
佛祖摩诃婆罗佛与婆罗三世佛（此四佛全部为虚构、以下人名为与如来有关的仙、人）
频婆娑、阿罗蓝、郁陀、提婆达多
主要大神：大梵天、湿婆楼陀罗、雪山女神杜尔迦、群主
婆罗八部（婆罗门天龙八部）－（婆罗八部为虚构，以下诸神为印度创世诸神）
水神伐楼那 | 土神陀湿多 | 风神伐由 | 日神苏里耶 | 天帝因陀罗
道神普善 | 保护神毗湿奴 | 阿修罗：底提耶与檀那婆 | 火神婆由
（摘于网络）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 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推翻，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 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 。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五四运动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文革”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 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宪政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 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禁区，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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